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
《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中国金融业的大法确立了中国分业经营的制度，但并没有及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监管体系，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国外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国内曾出现的一些重大金融风险事件，都表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无论是作为当事方的金融机构还是监管部门，都难以事先对潜在的风险爆发点加以有效、清晰地辨别和预警，结果，金融风险往往出人意料地爆发，加大了政府处置金融风险的难度，也给中央银行在反通胀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平衡带来了挑战。功能型监管可以根据各金融业务监管机构最熟悉的经济功能来分配法律权限，以功能为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通过鉴定出底层资产，可以明确资金的最终流向及使用者，穿透识别底层资产是否符合国家经济、产业和监管政策。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公众号开设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专栏，其中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只有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彰显政治性、确保人民性、提升专业性，才能解决金融运行突出矛盾，才能真正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机构型监管就是在分业经营条件下，由不同的监管当局部门分别对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比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力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又下设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银保监会则负责对银行与保险业机构的监管，证监会则负责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通常认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全依赖于每一个个体机构的稳健，只要每一家金融机构运营良好、稳健经营，就能够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和印尼、巴西等国开展双边本币结算也不一定完全使用人民币，也可能使用对方货币，同时也不排斥继续使用美元。
作者为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2023年一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中，人民币结算占比22.7%，同比上升5.8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美元在已分配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58.4%，明显高于欧元（20.5%）、日元（5.5%）、英镑（5.0%）和人民币份额（2.7%）。此外，作为双边本币结算框架协议（LCS）的延伸，近期东盟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讨论的本币交易（LCT）计划并不涉及人民币。
此外，由于欧美央行和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差异，人民币从此前的高息货币转变为低息货币，融资货币功能有望得到进一步发挥。3月，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共同商讨如何减少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依赖。
三是支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健康发展，完善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供给机制，丰富离岸市场人民币产品体系。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诸多限制被逐步取消，网络效应初步形成。当务之急，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于抹黑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抹黑人民币国际化的噪音，有关部门、机构和企业要及时有理有据地给予有力回应，维护中国形象。
特别是西方对俄发起联合制裁后，IMF多次指出，这有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元、欧元等传统储备资产的持有，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分散化。美元仍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要引导境内企业用好现有政策，下大力气培育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过度依赖美元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弊端暴露无疑。
少说多做、顺势而为美元储备份额下降不及美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份额的减少，这显示美元国际地位依然稳固，反映了美国一超多强的综合国力。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要讲好中国故事。
到2022年底，IMF披露的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储备份额合计较2019年上升了0.94个百分点至3.45%，是疫情三年美元份额下降2.39个百分点的最大受益者，略高于同期人民币外储份额上升0.75个百分点。由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快速恢复、贸易规模明显扩大，国际上对人民币使用的需求增加，人民币国际化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SWIFT数据显示，2023年2月，人民币在跨境贸易融资中占比4.5%，上年同期不到2%。2023年1月，沙特阿拉伯财政大臣表示，沙特愿意考虑以非美元货币结算石油贸易。党的二十大更是将十九届五中全会中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表述变成了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体现了更积极的政策取向。近年来，美元潮汐效应进一步凸显了美联储难以兼顾内外均衡的两难境地，新兴经济体频频被剪羊毛，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深受其害。也就是说，若境内企业和居民不用人民币跨境收付的话，几乎就只选择用美元跨境收付。根据中方的统计，2018年至2022年，中国银行业对外外币金融资产负债中，美元占比平均为70.0%，较2015年至2017年均值高出4.4个百分点，与之可以交叉印证。
二是加快金融市场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提高中国外汇和金融市场开放和准入程度。2021年底，美元储备份额与美国经济份额之比由2000年底的2.28倍升至2.48倍。
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快进快出、大放大收，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明显的溢出效应，叠加美国债务规模上升，美国政府在地缘政治冲突中频频将美元武器化的操作，这动摇了外界对美元的信心，全球掀起新一轮去美元化潮流。重大机遇有四：一是中国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的经济体和金融市场，人民币资产对外国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
这意味着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国际化货币存在后发劣势。然而，走自己的路并不是要让别人无路可走，人民币国际化从来不以取代其他货币为目标。
如前所述，传统储备发行国将货币武器化，加速了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发展，有助于人民币扮演区域避险货币色。人民币国际化欲速则不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在政策上逐渐完成了从人民币非国际化向国际化的转变。但中国投资者在减持美债后，增持了美国机构债和企业债。实际情况是，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中，人民币占比从无到有升至40%以上，但美元仍占到一半还多。
尤其是近期巴西与中国签订本币贸易结算协议、中法完成首单液化天然气人民币结算交易，以及人民币成为莫斯科交易所第一大外汇交易货币、巴西第二大外汇储备货币等事件，迅速点燃了市场情绪。高调的人民币国际化口惠而实不至，反而容易招致外界无端的猜忌，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麻烦和障碍。
但也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因惧怕中国被二级制裁风险，控制对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风险敞口，反过来又导致人民币成为地缘政治风险货币，抑制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二是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全年，美国来自中国的跨境证券投资净流入1898亿美元，相当于当期美方统计的对华商品贸易逆差的49.6%。这反映了入篮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时也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仍未充分兑现（欧元、日元、英镑的相关比例均为1倍以上）。
但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面临诸多现实约束，主要挑战有三：一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存在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人民币的情况是，到2021年底，人民币储备份额与中国经济份额之比由2016年底（当年IMF开始披露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构成）的0.07倍升至0.15倍。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表示，下一步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结算等基础性制度，完善跨境人民币基础设施，扩大清算行网络。不宜与去美元化硬性捆绑人民币国际化是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驱动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中国坚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汇率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进一步增强了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底气。这影响开放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发出警告，不应将美元和欧元的货币主导地位视作理所当然。与此同时，中国除重启了部分宏观审慎措施外，没有引入新的资本外汇管制措施，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人民币股票和债券被纳入国际重要金融指数，外资在国内金融市场参与度逐渐提高。况且，SDR篮子货币中仅有美元储备份额58.36%超过了其权重43.38%，欧元、日元、英镑储备份额同样低于其权重。
